我们正“终结隐藏欺诈的日子”：贝森特盯上非营利组织的“暗钱”

我们正“终结隐藏欺诈的日子”：贝森特盯上非营利组织的“暗钱”

美国财政部于4月23日宣布，美国国税局（IRS）计划修订990表格——免税组织提交的年度信息申报表——以提高透明度并加强监管，特别是针对政府合同、政府拨款和财政赞助安排的报告。其声明的目标是检测不当行为并追究不法分子的责任。

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直言不讳：“我们正终结在复杂的非营利组织安排背后隐藏欺诈、滥用和极端主义活动的时代。当不良行为者滥用慈善结构时，董事和官员应该明白，透明度可能导致审查、问责和法律责任。”

代理国税局首席法律顾问补充道：“如果一个组织收到公共资金或可抵税的捐款，它应该准备好展示谁控制着这些钱以及这些钱流向何处。”

为什么这项看似无害的监管要求是一件大事，而大多数美国人却不知道990表格的用途是什么？

让我们详细解答这个问题。

开门见山

目前，巨额资金通过非营利性“伞形”组织流向数十甚至数百个子组织，而纸面证据几乎消失殆尽。国税局目前在990表格上没有要求披露财政赞助安排的机制。新规定将迫使这些通道组织披露资金的接收者以及资金的用途。

从南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egal Center）的起诉案的角度来看，这仅仅是财政赞助安排和交易的冰山一角。

问题：什么是财政赞助以及如何被滥用？

财政赞助是一项合法且由来已久的做法。在典型的财政赞助关系中，一个非营利组织的501(c)(3)免税身份被扩展到从事服务于财政赞助者使命的活动的团体，通常需要支付费用。捐款给该项目将直接支付给财政赞助者，并限制用于支持慈善事业的活动。财政赞助者负责确保项目的活动符合其慈善目的。左翼的Tides基金会就在其网站上宣传财政赞助。

合法的用例：一个尚未获得国税局501(c)(3)身份的新慈善机构可以在一个成熟的非营利组织的庇护下运作，同时完成相关流程。问题在于，当该模式被武器化时，其规模会变得如何。

Arabella Advisors（见下文）及其关联实体利用了税收法规，其中使用财政赞助安排的团体无需向美国国税局提交990表格。通过“通道”安排，资金从一个组织转移到另一个组织，使得追踪捐款者的资金最终去向变得困难。

正如财政部的新闻稿中所指出的，最近的国会监督引发了担忧，一些财政赞助安排可能被用来掩盖谁在运营项目、谁控制项目资金以及这些资金的去向。

关键漏洞：由于被赞助的“项目”不是独立的法律实体，因此它不提交独立的990表格。数百万美元可以流向一个在账面上几乎不存在的团体——可能只有一个网站——而没有任何公众问责。

Arabella“暗钱”网络：规模与结构

Arabella Advisors由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前官员Eric Kessler于2005年创立，成为美国左翼组织中该模式最复杂的典范。Arabella Advisors是一家慈善咨询公司，负责监督少数非营利组织，而这些非营利组织又负责监督大量倾向左翼的项目和组织。在2023年，Arabella网络中的七个非营利组织提供了近10亿美元的赠款。这足以影响大量的选举和左翼活动。

其规模令人震惊。在2020年选举周期中，Arabella的非营利组织获得了24亿美元的收入，超过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总筹款额。在2022年周期中，Arabella的筹款额上升至30亿美元。

Arabella管理的非营利组织向Arabella支付了超过2亿美元的咨询费，同时通过“财政赞助”协议创建了数百个左翼政策和倡导组织，这些协议产生了“弹出式团体”，它们在Arabella管理的非营利组织的庇护下运作，无需提交独立的财务披露表格，并且通常仅仅是一个网站。

核心技术——“弹出式团体”——对于理解这种不透明性至关重要。自Arabella网络成立以来，它赞助了至少340个此类团体。这些团体很少披露它们与Arabella Advisors或其内部非营利组织的关系；然而，其中许多团体接受公众捐款，这些资金流向Arabella的非营利组织。该系统还允许这些团体隐藏其资助者，因为几乎不可能追踪到流向Arabella非营利组织的具体赠款以及具体团体。

网络中的旗舰基金——New Venture Fund、Sixteen Thirty Fund、Hopewell Fund、Windward Fund和North Fund——在它们之间转移资金，加剧了不透明性。这五个基金向Arabella Advisors支付了超过5200万美元的运营和管理服务费用。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基金相互之间进行了数百万美元的转账，进一步模糊了具体赠款支持的问题和倡议。

外国资金也进入了这个网络。瑞士亿万富翁Hansjörg Wyss能够通过其非营利组织向各种组织转移4.75亿美元，以影响美国的政治和选举。Arabella网络可以直接与Wyss的Berger Action Fund和Wyss Foundations提供的2.65亿美元联系起来。请记住，美国选举法禁止外国公民向候选人或政治行动委员会（PAC）捐款，但对以这种方式运作的非营利组织没有同等的限制。

Arabella具体资助了什么？Arabella在最高法院提名、堕胎、女子体育、学校纪律、环境政策、虚假地方新闻媒体、“Zuck Bucks”（操纵选举办公室的资金）等方面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例子是：一个完全由索罗斯资助的Arabella赞助团体——“Governing for Impact”（成立于2019年）——与哈佛法学院合作，制定了推翻数十项联邦法规（包括Title IX）的法律战略备忘录。

特别是Sixteen Thirty Fund，它充当了选举工具。在2018年中期选举期间，Sixteen Thirty Fund支持了几个团体，这些团体发布了倡导性广告以支持民主党。该组织还资助了Demand Justice，后者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制作广告攻击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的最高法院提名。仅在2020年，Sixteen Thirty Fund就捐赠了4.1亿美元，用于击败特朗普并赢得民主党对美国的控制权。

Arabella的近期品牌重塑：面对持续的审查，Arabella宣布将关闭，取而代之的是三个后续组织。财政赞助部门被一家新成立的公共利益公司Sunflower Services收购。Arabella的其余部门成立了一家名为Vital Impact的新公司。Sunflower Services至少由Arabella旧帝国中最大的三个C3慈善机构——New Venture、Hopewell和Windward Funds——控股。批评者指出，这是一种重组，而不是关闭；同样的结构在听起来更友好的名称下继续存在。

Tides基金会：原始模式

Tides比Arabella早三十年，并且基本上为左翼组织发明了财政赞助模式。Tides创始人Drummond Pike设想将财政赞助用于进步政治活动。财政赞助利用一个免税的慈善机构为非免税项目或组织提供财政支持，从而在慈善机构保留对其资金使用方式控制权的前提下，赋予其免税地位。

在1996年至2010年间，Tides中心为约677个独立项目提供了财政赞助，总收入为5.224亿美元；仅在2010年，该中心就积极管理着近200个项目。

Tides创始人Pike本人承认了该模式的核心目的：“匿名对我们的大多数合作者来说非常重要。”Tides中心被描述为一个能够有效地抹去赠款和原始捐款之间纸面痕迹的组织。

合并后的Tides网络规模庞大。六个Tides非营利组织在2024年的合并总收入为785,605,823美元。Tides中心为没有自己免税身份的项目提供全面的财政赞助。再次强调，请注意，990表格没有披露财政赞助活动的机制。一些当前和过去的Tides中心项目包括Fair and Just Prosecution、Palestine Legal和International Corporate Accountability Roundtable。

《华盛顿自由灯塔报》（Washington Free Beacon）报道称，2023年，Tides基金会向Alliance for Global Justice捐赠了286,000美元，该组织以作为Samidoun的财政赞助者而闻名——Samidoun随后被美国财政部制裁为“虚假慈善机构”，因为它向巴勒斯坦恐怖组织提供了物质支持，该组织参与了10月7日的哈马斯袭击。

Tides还利用其财政赞助服务明确促进政府拨款的寻求。所有政府来源的资金费用为15%，高于标准费率，因为政府拨款涉及更多的文书工作和报告——这意味着Tides积极将其自身宣传为资助项目获取联邦资金的工具，并从中抽取一部分。

政府资金流向左翼团体

这就是纳税人资金直接进入的领域——与私人“暗钱”不同，但常常与之交织。以下是一些估计和例子。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向New Venture Fund（一个暗钱通道非营利组织，掩盖了哪些捐助者向哪些非营利组织捐款）提供了超过80万美元，并向Tides中心提供了2700万美元。

美国移民和难民委员会（US Committee for Refugees and Immigrants）是拜登政府时期将非法移民运送到全国的非营利组织之一，其报告显示，其2.89亿美元的收入中，有2.84亿美元来自政府拨款——占政府资助的98.2%。

自2008年以来，Solidarity Center已从联邦政府获得超过8600万美元；其中6100万美元是在拜登总统任期内获得的。三名Solidarity员工加入了拜登的劳工部。Solidarity的全部收入的99%来自美国纳税人，并为AFL-CIO服务，后者在2024年的政治捐款中86%给了民主党。

在气候方面：通胀削减法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为绿色议程预留了数千亿美元。来自环保组织Coalition for Green Capital的一名前工作人员加入了拜登政府的环保局（EPA），专门负责分配270亿美元的绿色资金。在他的任期内，50亿美元被授予了他的前组织。Power Forward Communities获得了近90亿美元的资金，尽管它在申请时只有几个月大——其中一个接收者是与Stacey Abrams有关联的团体，该团体在收到20亿美元时只有100美元的银行存款。

环境法律研究所（Environmental Law Institute）开展了一个“气候司法项目”，以教育联邦和州法官支持针对能源公司的气候侵权诉讼，在2021年至2024年间，它从EPA、司法部、国土安全部、农业部和国务院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拨款和合同。

关于SPLC：尽管SPLC报告2021年的收入为1.327亿美元，净资产近7.7亿美元，但国务院仍向SPLC官员授予了荣誉金和演讲费。此外，拜登时期的劳工部批准了一项600万美元的“就业培训”拨款，用于NextGen，一个通过倡导和公民参与来争取“进步政策变革”的非营利组织。

SPLC本身因其他原因成为新闻：司法部以联邦欺诈罪起诉了南贫困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指控其不当筹集了数百万美元，用于支付线人以渗透三K党和其他极端组织。

这些受资助的非政府组织与民主党政府之间的“旋转门”是故事的关键部分。来自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和相关左翼团体的成员在拜登白宫、司法部和其他机构之间来回流动——这些人曾塑造了拨款重点，然后将政府资金导向与其一致的组织。

仅在特朗普政府执政的第一个月，就有15个从前政府获得联邦资金的团体起诉现任政府，主要是为了保护它们的资金，总额达16亿美元。这就是一个微缩的反馈循环：政府拨款给激进组织→激进组织游说以获得更多政府拨款→激进组织起诉任何试图阻止它的人。

结论性思考

几个汇合的因素解释了财政部4月声明的时间点：

• 国会压力一直在增加。过去一年中，众议院举行了多次听证会——DOGE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公共资金，私人议程：失控的非政府组织”和司法小组委员会的听证会“左翼非营利网络如何利用联邦税款”——建立了广泛的公开记录，并为监管行动创造了政治动力。
• 品牌重塑企图暴露了问题。Arabella在2025年底重组为Sunflower Services和Vital Impact，被广泛视为试图洗白其声誉并逃避审查。财政部的声明表明，品牌重塑是不够的。
• 990表格存在结构性盲点。如财政部新闻稿所述，990表格没有披露财政赞助活动的机制。这不是执法上的错误——而是监管框架本身的差距，这个差距已被知晓并被利用了几十年。财政部终于开始通过监管行动来弥补这一差距，而不是等待国会采取立法行动。
• SPLC的起诉和相关审查。SPLC的起诉，加上对Tides基金会在资助反以色列团体方面作用的持续关注，在当前的政治时刻提升了非营利组织问责制的更广泛问题。
• “旋转门”已被记录在案。拜登执政期间，大量人员从“暗钱”网络和政府机构之间流动，其明确效果是将公共资金导向与其一致的组织。特朗普政府正在利用所有可用的工具——行政、监管和起诉——来拆除这些安排。

底线相当直接：几十年来，少数复杂的非营利组织聚合者利用财政赞助创建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数十亿美元的资金——来自私人巨额捐助者、外国国民和美国纳税人——流向与民主党直接挂钩的、政治上一致的左翼激进组织，而几乎没有任何公众问责。被赞助的团体不提交自己的990表格。

通道组织不必披露其资金支持的项目。而整个系统在当前的国税局规则下是完全合法的。财政部的声明是朝着强制披露这些安排迈出的第一个重要监管步骤，其时机反映了现任政府的政治意愿以及一年多国会调查所奠定的基础。

“阳光是政治体最好的消毒剂”！

2026年5月8日，星期五 - 18:25